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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文浩:從形成過程分析潘光旦婦女觀的兩重性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88 次 更新時間:2020-01-16 20:37:17

進入專題: 潘光旦   婦女觀幸福彩票  

呂文浩 (進入專欄)  


從形成過程分析潘光旦婦女觀的兩重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呂文浩

  

引言

  

   筆者曾考察過社會學家潘光旦在1939年和1948年關于婦女問題論述引起的兩次思想論爭,發表過兩篇研究性的論文,分別是《抗戰時期一場關于婦女角色定位的論爭》(《團結報》2013年12月5日,第7版)和《“婦女回家”——潘光旦一再挑起論爭的觀點》(中國政協文史館編《文史學刊》第一輯,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這兩篇文章是圍繞思想論爭展開的,當時潘光旦的婦女思想已經達到成熟階段,對于各方質疑問難,他都能依據已經形成的思想框架應付裕如。也正因為如此,筆者當時的主要工作是精心地分析思想文本,再現思想交鋒各方的思想邏輯,對潘光旦婦女思想的形成過程中的學術淵源和時代背景未能加以正面的處理,總覺意猶未盡。

幸福彩票   本文將考察潘光旦婦女思想的形成史,以1922年夏潘光旦撰寫婦女史研究論文《馮小青考》至抗戰前的1936年為限。追本溯源會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潘光旦婦女思想的多重意蘊。


一   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洗禮與留學時期的思想轉向

  

幸福彩票   1913至1922年,潘光旦在北京清華學校學習,這9年中的大部分時間是新文化運動的醞釀、發生和發展時期。生活在新文化運動后期的發源地北京,又是一個思想敏銳,正在貪婪吸收各種新知的青年學生,潘光旦不可能不感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沖擊力。

   和婦女問題相關,潘光旦較深地參與了清華學生積極推動男女同校的種種行動。他是1921年10月31日成立的“清華男女同校期成委員會”的文書委員,屬于比較核心的成員之一。

幸福彩票   更有標志性的事件是1922年夏潘光旦完成的婦女史個案研究《馮小青考》。此文并非針對現實婦女問題的專門論述,但其社會關懷強烈而清晰,頗具五四時期反抗傳統、追求個性解放的時代精神。潘光旦說,在中國傳統社會里,迂執的道學家視女子為不祥,輕浮的文學家視女子為玩物,社會一般人的看法尤為蕪雜不足道,“一弱女子不幸而生長其間,其生而發育得宜合乎常態者,終必至于反常變態,其生而有乖常態者,終必至于被拗戾而夭死,彌可哀已”。凄惻之音,控訴之聲,躍然紙上。另外,潘光旦還將畢振達選鈔清代女子詩詞《銷魂詞》中“意涉消極之字或名詞”加以分類和統計,以其來揭示中國女子的精神狀態。研究得出結論,女子作品滿紙愁病乃是知識女性普遍存在體力脆弱和精神郁結的表征。潘光旦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改造社會之兩性觀,實為目前當務之急。觀念略更,然后性的教育可施,而適當的男女社交可以實行而無危害。”具體舉措為推進女子教育并實行男女同學。興女學是清末婦女運動提出的重要議題;而男女同校和男女社交,則較之于單純地興辦女學更進一步,在五四時期方見諸輿論并逐漸付之于實踐。潘光旦的這些看法,反映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精神氣質和具體主張。

   不過,很快到來的留學生涯使潘光旦的思想方向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偏轉。在舊有的思想底色之上,疊加了一層新的色彩——女性的家庭責任和種族責任被置于首要位置。

   1922至1926年潘光旦留學美國,受到新興的優生學系統訓練。在優生學中,他比較欣賞的是所謂“社會選擇論”,即以引導婚姻、生育行為朝著健康、良性的方向發展為己任。對于所有肯定婚姻和家庭正面作用的社會制度和社會觀念,他都不吝贊美并樂于發掘其中的“優生價值”;相反,對于那些片面強調個性發展而忽視種族延續的社會制度和社會觀念,他則毫不掩飾自己的憂懼之情。在男女關系上,優生學強調尊重生物學和心理學的事實,充分發揮女性在種族綿延上應有的功能和作用,即比較強調女性在生育、撫育兒童方面的重要作用。這種觀點,和那種強調婦女擺脫家庭的束縛并積極參加社會勞動,在社會的廣闊舞臺上實現自我價值的思想主張格格不入。從這時起,潘光旦的婦女思想中就埋下了與婦女運動發生論爭的根苗。

   在討論中國的優生問題時,潘光旦對五四時期的主流思想——個人主義大加撻伐,同時肯定了中國傳統的某些思想與制度如“女子無才便是德”、“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家族制度及科舉制度等所具有的優生價值。1924年8月,在美國紐約優生學館寫成的一篇論文中,潘光旦是這樣發掘“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優生價值”的:

  

幸福彩票   “女子無才便是德”為目下女界攻擊最熱烈的一句舊話;然因不事智識生活,乃得注其全力于家庭之鞏固,俾子女得一發育之地盤,其于種族全體,自亦不無功德可言。因個人主義不發達,非萬不得已,不獨身,不離婚,不入空門,諸如此類之觀念深入人心;此身之不自由,斯宗祚得以不斬。

  

   這種偏執一面的觀點,引起了新文化運動健將周建人的強力反駁。事后潘光旦解釋說,他對于“女子無才便是德”等思想與制度的根本態度“無非是一個諒字和一個允字”,并不是“有意要不加條件地提倡他們”,他的目的只是將其中蘊含的優生價值,“不拘多少,指點出來”。但這種只見“諒”和“允”,不見“非”與“駁”的論調,其保守氣息相當明顯,它肯定乃至欣賞女性在鞏固家庭和延續種族方面的價值,但對女性個人的發展卻未嘗措意。

   留學時期,伴隨著優生學研習,潘光旦的思想方向發生重要變化。此前對女性的悲慘處境多有同情,并積極尋求解救之道;此后則多從家庭、種族方面著眼,要求女性遵守男外女內的傳統社會角色規范。五四以后的若干年間,整個社會的風氣朝著個性日益解放、女權日益擴大的方向發展,這就使得憂心民族前途的潘光旦認識到,必須對當下流行的婦女運動有所質疑了。所謂“不佞對于近世之所謂婦女運動者,置疑已久,思欲有所論列而未遑也”,表述的應該就是潘光旦自留學以來醞釀已久的想法。


二    20年代末開始質疑流行的婦女運動

  

   在1927年5月擔任《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的編輯后大約一年多時間里,潘光旦開始質疑流行的婦女運動。1927年發表的短文《男女平權》、《女權:學理上的根據問題》直接向流行的婦女運動挑戰;同年連載的《中國之家庭問題》里也有相關的論述。兩篇短文,一篇透過對“權”觀念的重新解說區分了普通女子和少數女權運動領袖的不同需求,一篇透過強調男女生理上的差異來為男女不同的社會分工尋找合法性。在《中國之家庭問題》里,潘光旦就婦女運動的過失作了更為詳細的論述,并試圖重新規劃婦女運動的發展方向。他要求給予女性或母性薄弱而希冀在事業上有所成就的女性預留發展空間,同時對女子家庭勞動的社會價值予以充分承認。潘光旦對當時流行的那種認定男子可以做的事情女子也可以做的婦女運動深懷憂慮,他所設想的新的婦女運動是在糾正歷史社會對待女子的不公正基礎上重新予以規劃的。

   1928年,潘光旦發表了確立其社會哲學基礎的《平等駁議》一文,從優生學的角度對“平等”觀念在社會生活中的種種表現予以駁斥,其第七點即為女權運動者之“男女平等”。他對男女之間既有共通處又有互異處的說法給予肯定,批駁了那種激進的“主張絕對平等”的看法,認為前一種的男女平等論“頗近情理”而且足以為激進派“下一針砭”。雖然認可前一種觀點,但他并不愿意使用男女“平等”一詞,而情愿用男女“公道”的新提法予以替代,因為“平等”有“等同”“同一”的意涵。他所謂的“公道”,是認為基于生物的差異,男女應該分工合作,而不是完全等同。

幸福彩票   此時潘光旦還不足30歲,但他關于婦女社會角色的觀點已經雛形初現,并具有鮮明的特色。他一方面同情婦女在傳統社會遭受的不公道待遇,亟思加以改進;另一方面則是在優生學重視家庭和種族命運的視角下強調婦女應承擔的責任。對于婦女個人的發展,他僅僅強調少數才力突出者的安插問題,但對于如何為這些人創造適宜發展的寬松環境,則未能展開論述。


三    30年代在思想交鋒中形成成熟的論述框架

  

幸福彩票   20世紀30年代初,潘光旦和婦運人士進行了多個回合的論爭。事情得從1931年夏劉英士譯畢英國社會哲學家蒲士(Meyrich

   Booth)的《婦女與社會》(Woman and Society)一書說起。劉英士將原書改題《婦女解放新論》。蒲士此書,批評流行的婦女運動是“男性主義”的全面勝利。他從生理學和心理學上的男女差異出發,重新解釋他所認為的真正的男女平等,傾心于男外女內的基本社會分工格局,但也為女性規劃了若干所謂適合于女性特點的社會勞動領域。潘光旦1927年寫作《中國之家庭問題》時批評流行的婦女運動,論調與蒲士此書如出一轍,只是那時他沒有特別留意歐美婦女運動的新趨勢,也沒有讀到蒲士的這本書,他的論述完全是從自己研究優生學和性心理學的知識和見解出發加以推論的。至1929年5月,他才得以購讀蒲士新著的這本《婦女解放新論》,“細玩內容,觸處都是‘實獲我心’之論”,感嘆“我若有此材料,有此筆墨,我的志愿之一也就是要寫這樣的一本書。”正因為潘光旦與蒲士的婦女論述不謀而合,他極為欣賞蒲士此書,所以劉英士在翻譯完畢后邀請潘光旦做序,潘光旦便愉快地答應了。1931年7月18日在赴廣東旅行的船上,潘光旦完成了一篇洋洋灑灑的長篇序言,對蒲士原書的精華有所提煉,又根據自己的研究加以引申發揮與補充。

   不久,《女聲》半月刊就對潘光旦的序言表示批評,這引起了潘光旦的反擊。潘光旦發表《再提“婦運”前途——答《女聲》半月刊編者》,理直氣壯地申明:“本刊的編者確乎講過和引過這一類的話,并且還講過不止一次,在本刊的篇幅里也曾經再三提起過。他不但這樣的講,并且還根本否認過‘婦女運動’有什么前途。”不到一個月的功夫,1933年2月15日的《女聲》便刊出了兩篇批判文章,一篇署名“編者”,一篇出自《女聲》的骨干作者柳眉君之手。兩文除了重申婦女運動的基本追求外,重點在于批判潘光旦將“母性與婦運”對立起來的觀點,又表明婦運人士并不排斥做賢妻良母,但不愿將自己的聰明精干局限在家庭生活范圍之內,而是要在社會生活的范圍內加以發揮。

陳令儀在1933年6月出版的《女青年》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批評文章,主要提出了以下幾個重要觀點:(1)婦女經濟獨立不足以影響男性就業,目前的失業是世界經濟恐慌造成的;(2)男女平等是世界各國公認的人權;(3)許多婦女從事家庭外勞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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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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