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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彬彬 馬玉婕:“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演進、特點與價值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513 次 更新時間:2020-01-16 11:01:53

進入專題: 最大的政治  

楊彬彬   馬玉婕  

  

“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演進、特點與價值*

幸福彩票 楊彬彬  馬玉婕

  

   [摘  要] “最大的政治”論斷是中國共產黨在治國理政過程中形成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話語表達方式,是通過凝練式話語統一思想、建構共識、凝聚力量的重要舉措。隨著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穩步推進,梳理“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歷史演進歷程,闡釋其特點與價值,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深刻的現實意義。“最大的政治”的論斷,不是權宜之計,而有著一以貫之的價值取向;不是一成不變,而有著與時俱進的時代內涵。這一論斷的演進歷程蘊含著深刻的歷史邏輯,反映著黨對社會主義本質認識的深化,反映著對共產黨執政規律探究的進程,反映著對黨的建設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追求。“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演進歷程也體現了論斷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直接相關、與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協調互動、與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深度融合的特點。

   [關鍵詞]幸福彩票 “最大的政治”  中國共產黨  國家治理現代化  重點論  話語體系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多次提出“最大的政治”論斷,將某一時期中心任務或目標訴求界定為“最大的政治”,以達到統一思想、建構共識、凝聚力量的目的。“最大的政治”是在客觀分析實踐歷程的基礎上對規律性認識的高度概括,通過重點論的現實運用有效把握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最大的政治”論斷表現為一種具體工作方式和一種戰略部署形式,也表現為一種政治動員手段和一種哲學思維方法。這一論斷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立場、方法與中國發展實際的結合,也體現了黨的理論自覺、實踐自覺與時代主題變遷的契合。通過分析其歷史演進邏輯,有助于從新中國成立70年的視角理解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也有助于理解改革開放以來歷史發展階段性特點的深層邏輯和轉化規律。梳理“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歷史演進歷程,闡釋其特點與價值,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深刻的現實意義。

  

一、“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歷史演進

  

   概念界定是邏輯分析的前提。考察“最大的政治”論斷首先要明確何為政治。理解論斷中的政治,不能局限在政治事件、行為、活動、過程等方面,而應從事務在整個社會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以理解,核心在于通過復雜的政治關系抽離出最為重要的事件或事務,并將其作為一定歷史時期黨和國家的核心任務或重點任務。質言之,“最大的政治”就是最大的政治任務、原則或價值,是指在階段性或整體性歷史時期中最為重要的問題或議題,或是對整個國家發展、社會進步、人民利益具有全局性影響的重大活動或事件。這種價值、問題或活動不局限在政治領域,以其全局性、長期性、根本性地位為標準而界定為“最大的政治”。“最大的政治”論斷是理論演進和實踐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認識成果在話語體系方面進行深度演化,最終凝練上升成為一種理論化、概念化的政治話語表達。“最大的政治”論斷體現著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觀。

幸福彩票   “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提出與演進,意味著話語表達形式和思想認識的變化,從根本上反映了生產發展、關系調整、矛盾轉化的內在規律,其獨特價值在于將這種認識通過話語凝練升華為黨和國家的戰略決策。改革開放后,“最大的政治”內涵呈現出時代性變化,體現了黨對改革開放、社會主義本質、國家治理現代化認識的接續與深化。

   (一)“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提出

   “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提出是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的話語表達體現。在黨的歷史上,與之相似的話語表達有中共中央宣傳部1932年提出的“最中心的政治任務”[1]、毛澤東1940年提出的“極大的政治任務”[2]和鄧小平1950年提出的“主要政治任務”[3]、1956年提出的“重要政治任務”[4]等,它們體現了一脈相承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方法論。“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廣大干部群眾強烈要求糾正“左”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徹底扭轉十年內亂造成的嚴重局面。這就需要首先解決思想認識問題。

   1978年9月16日,鄧小平在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的談話中第一次完整、明確地提出了這一論斷。他指出:“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這是最大的政治,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5],將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明確為當時“最大的政治”,也就是列寧所說的轉向了“國家建設的政治”、“經濟方面的政治”[6]。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1979年3月,鄧小平在談到思想理論工作時指出:“國內現在最大的政治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奔向四個現代化”。[5](p.227)他首次將“四個現代化”確認為“最大的政治”。同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并闡明了界定“最大的政治”的依據,就是“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7]由此可見,“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提出有著明確而一貫的價值取向,“最大的政治”話語表達的轉換則是生產力發展程度、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互動關系、人民群眾意志表達的綜合作用的結果。

幸福彩票   “最大的政治”話語表達的提出主要基于兩方面因素:

   一是對政治與經濟關系的重新思考  新中國成立后,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但是,由于執政經驗不足、國際局勢變動等因素,在社會主義建設探索實踐中發生了一些“左”的錯誤,“以階級斗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8]。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將生產力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作為考量“最大的政治”的標尺,這是是對貧窮式社會主義、平均主義[8](pp.64,155)的否定,反映出從社會主義根本問題層面思考改革發展道路的自覺。

   二是對社會主義本質認識的深化  “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根本性、全局性問題。將發展生產力作為“最大的政治”考量標尺反映了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深刻思考,體現了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社會主義發展的檢驗標準;將生產力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置于首要位置,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踐行群眾路線的統一;恢復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反映了從中國實際出發探索發展道路、確定工作重心的科學的方法論。“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提出反映了黨的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這種話語表達方式增強了黨的思想理論和方針政策的傳播力、影響力和認同力。

   (二)“最大的政治”論斷的話語表達日益多樣化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9]“最大的政治”論斷是一種思想認識和理論的話語表達,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是其演進的根本動力。“最大的政治”論斷的話語表達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而日益多樣化。最初將生產力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視為“最大的政治”,其后出現了新的表述形式并逐漸概念化、固定化。

   一是將“最大的政治”界定為經濟議題  改革開放后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為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黨把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0]1979年10月,鄧小平指出:“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7](p.194)經濟工作的核心內容就是“四個現代化”,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兩種表述具有本質一致性。將經濟工作視為“最大的政治”與當時國內外形勢有著直接關系,在國內人民生活始終處在較低水平,在國際上中國與世界尤其是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高度重視經濟問題是遵循唯物史觀的必然結果,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將生產力發展置于優先位置,是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遵循,也是回應現實問題的有效舉措。

   二是將“最大的政治”界定為“四個現代化”或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1979年11月,鄧小平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等談話時指出:“什么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四個現代化就是中國最大的政治”。[7](p.234)這一論斷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關于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本質上是契合的,是對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進一步凝練和總結,將社會主義現代化這種目標設定視為“最大的政治”有助于增進黨的綱領路線的大眾化。“最大的政治”論斷不僅是國內方針的進一步明確、政治傳播與動員的有效方式,而且是世界了解中國話語體系的重要途徑。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重視通過向西方闡釋中國的方針、政策,運用“最大的政治”論斷的話語表達,增進了世界對中國發展道路、社會制度、思想理論的認識和了解。

幸福彩票   三是將“最大的政治”界定為“總路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  1980年1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發表講話強調:“要有一條堅定不移的、貫徹始終的政治路線”,“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這是第一次比較完整地表述了我們現在的總路線。這就是當前最大的政治”。[7](pp.248~249)這里的“總路線”或“政治路線”在表述上雖然不同于中共十三大報告確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即“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11],但是根本指向都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江澤民繼續堅持了這一論斷,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12]。這種表述體現了與鄧小平關于“最大的政治”論斷根本內涵的一致性和接續性。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明確了我國發展的歷史方位,社會主義本質理論明確了發展原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明確了發展方式,改革開放理論明確了發展動力等理論成果基礎之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從開創到不斷發展完善,“最大的政治”論斷的內涵亦更加明確、話語表達更加概念化和固定化。

   (三)“最大的政治”論斷的接續發展

   隨著對社會主義本質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認識的深化,以及對黨情、國情、世情變化的把握,中共十八大后“最大的政治”論斷又有了新發展,習近平提出了“人心是最大的政治”[13]、“民心是最大的政治”[14]等論斷。

2014年12月,習近平提出:“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13]這是對當時面臨問題的回應,也是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映射。2015年5月,習近平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對比是決定黨和人民事業成敗的關鍵,是最大的政治”。[15]這一論斷強調了人心向背問題是關系全局、關涉根本、關乎命運的關鍵問題,闡釋了將其作為“最大的政治”的必然性和重要性。2016年1月,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強調:“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義是最強的力量”。[14]這一論斷,不僅對黨的紀律建設具有指導意義,而且揭示出了“政治”的本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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