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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清代中葉朝鮮與日本對中國的觀感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220 次 更新時間:2020-01-14 11:56:23

進入專題: 清代中葉   朝鮮   日本   中日韓  

葛兆光 (進入專欄)  

  

   一、“東方”、“中華”:漸行漸遠的中日韓三國

   自從晚清以來,中國學界習慣了以“中國”與“西方”(中西)或者“東方”與“西方”(東西)進行比較,深究下來,這種總是以西方為中國背景的研究方法,其實和晚清的“中體西用”或者“西體中用”的觀念一脈相承,因此在文化交流或比較史上,人們的注意力始終是落在整體的“東方”或者“中國”,以及作為對照系的“西方”(歐美)之間,人們動輒想到的就是“東方”與“西方”。這當然不奇怪,因為中國人從來就習慣了“中國”等于“東方”,中國的他者就是“西方”,好像這個“東方”的內部,似乎總是具有文化的同一性,而沒有多少文化的差異性似的,即使說到文化交流,也主要是討論中華文化“光被四表”、“廣傳四裔”的歷史。不過,這顯然是不適當的,至少在明清是不適當的,如果我們仔細看明清史,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所謂“東方”,在17世紀中葉以后,在文化上已經不是一個“中華”,在政治上已然是一個“國際”,而在經濟上,“朝貢體制”雖然還維持著,但是日本、朝鮮與中國實際上已是“貿易關系”,東方(其實是東亞)內部原有的同一性基礎已經瓦解,而彼此之間的文化認同更已經全盤崩潰,正是這種崩潰,使得各自面對西方的時候,便有了后來歷史的巨大差異。

   三個國家之間的文化認同,是一個相當大的話題,在這里不能細說,本文只是想通過清朝中葉(朝鮮李朝中期、日本江戶時代)的一些異域資料,從一個側面討論這個“東方”內部的彼此觀感與相互敵意。我注意到,歐美學術界也罷,中國學術界也罷,對于歐洲人到中國來的旅行記格外重視,這當然是因為這體現了兩個不同文明的對望與審視,在彼此的差異中可以相互發現并發現自己。以歐美著作為例,比如已經譯成中文的史景遷《大汗之國》、柯能《人類的主人》、魏而思《1688》等(1),大都集中在“西方”對“東方”的觀察上,所用的資料也大多是涉及“東方”與“西方”的部分,但是,我在這里要特別說明的是,這種西方對東方的觀察,畢竟只是“異”對“異”,西方與東方是本來不相識者的迎頭遭遇,所以,乍一撞見,常常引發的是詫異、好奇和想象。然而,文化上本來“同”卻漸行漸“異”的東亞諸國之間的互相觀察,與這種東方與西方的彼此對視相當不同,明清時期,日本、朝鮮和中國,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的過程,恰恰很深刻地反映著所謂“東方”,也就是原本在華夏文化基礎上東亞的認同的最終崩潰,這種漸漸的互不相認,體現著“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從明到清,東亞文化認同的這一巨大變化,在各種朝鮮人、日本人和中國人的相互筆談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里引述的乾隆嘉慶年間的幾部《燕行錄》和日本人關于漂流日本長崎以外的商船的筆談記錄就是很好的資料,它們透露著“東方”的瓦解。在這個本來是清帝國最興盛的時代,朝鮮到中國來的使者們卻看到了另一個已經不再“中華”了的帝國風景,于是不再認同這個原來仰視的宗主國。而從日本人與中國漂流商賈的筆談中,也可以看到日本人與清國人之間,彼此都有一些微妙的發自國族自尊的輕蔑和警惕。

  

   二、明以后無中華:朝鮮人的觀感

   旅行或者漂流,常常不僅是空間的移動,也是歷史的遷徙,而且是文化經驗的變化,人從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常常會有異樣的感覺和異樣的經驗,所以旅行記、筆談記錄常常是很好的思想史資料,人在異國的旅游感觀,與他的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是很有關系的,通過“別國”來定位“我國”,就像找鏡子來反照自身,同時,對于“我國”文化的定位如何,也決定對“別國”即對于異國文化的評價。

   清代乾隆到嘉慶年間,中國人對于外面的世界,大多還沉湎在兩千年來以自我為中心的想象里。但是這個時候的朝鮮人對中國的感覺卻不同了,盡管明朝覆亡已經百年以上,這些朝鮮人仍然流露對明帝國的依戀,和對無奈之下朝覲胡人皇帝的怨懟之意,他們把清帝國叫做“夷虜”,把清皇帝叫做“胡皇”。乾隆年間,一個叫做金鐘厚的朝鮮人,給曾經出使清帝國的洪大容寫信,說“所思者在乎明朝后無中國耳,仆非責彼(指中國人)之不思明朝,而責其不思中國耳”,在他們心目中,中華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華文明并不在清國,那么,我“寧甘為東夷之賤,而不愿為彼之貴也”(2)。這個時候的朝鮮人,早就不再視清帝國為“中華”了。所以,他們對漢族人那么容易就歸順了滿清,感到很不理解。乾隆年間,出使北京的洪大容仍然坦率地告訴探問東國歷史的嚴誠和潘庭筠說,“我國于前明實有再造之恩,兄輩曾知之否?”當不明歷史的兩人再問時,他動情地說,“萬歷年間倭賊大入東國,八道糜爛,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費天下之財,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樂利皆神皇之賜也。且末年流賊之變,未必不由此,故我國以為由我而亡,沒世哀慕至于今不已”,這種在清帝國治下的人看來是狂悖的話,從朝鮮使者嘴中說出,讓兩個清朝文人都無言以對(3)。朝鮮人從心底里覺得,他們到清帝國來,不是來朝覲天子,而只是到燕都來出差,使者們的旅行記名稱,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一直到乾隆、嘉慶年間,雖然離開大明的覆亡已經百余年,但朝鮮關于“大明”的歷史記憶卻依然如此清晰(4)。

   我注意到,朝鮮人對于自己仍然堅持穿著明朝衣冠,特別感到自豪,也對清帝國人改易服色,順從了蠻夷衣冠相當蔑視,他們穿著能夠引起關于漢族歷史記憶的明朝衣冠,在心理上對滿清人就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感覺,在他們筆下,似乎漢族士人在他們面前,常常有一種自慚形穢,這使被迫朝貢的他們,在心理上得到補償。乾隆四十二年,李??在《燕行紀事·聞見雜記》中說,“每與渠輩語,問其衣服之制,則漢人輒赧然有慚色”,為什么?因為“問我人服色,或云此是中華之制”(5)。所以,朝鮮人覺得,清帝國的風俗已經不再純然“華夏”了,因為本來是儒家發明并很自以為正宗的禮儀,在中國的保存卻反不如朝鮮純粹,而正統儒家禮儀的破壞,以及朱子學風氣的崩壞,更讓他們存了一種不認同清國的心理,在看透了清帝國的這些民風與學風之后,從一開始就視滿清為蠻夷的朝鮮使者,就更存了對清國的輕蔑之心。

   “旁觀者清”好像是一個普遍現象,當漢人可能還在“當局者迷”,沉湎在乾嘉盛世的時候,朝鮮人冷眼看去,已經發現了中華帝國的千瘡百孔,《朱子家禮》本來應當是天經地義的禮儀規范,現在在生活世界卻被佛教道教沖擊得搖搖欲墜,程朱理學本來應當是堅定的信仰,現在在學術領域卻成為了表面的文飾。他們發現,這是因為這個帝國的當權者對于原來屬于漢族文化正宗的思想學說,多少有著疑慮和畏懼,因此,一方面采取了占用真理制高點的方法,搶先接過朱子的學說以堵住漢族士人的嘴,另一方面,則采取箝制的高壓手段,以文字獄來威嚇讀書人。于是,他們把這種文化史的變遷歸咎于國家統治者的種族變化,他們相信,這一切是因為帝國的主人不再是漢人而是胡人,所以,文化血脈已經不再純粹正統,而是已經徹底沒落,反過來,正如朝鮮人相當自信的,“今天下中華制度,獨存于我國”(6),朝鮮人再也沒有必要認為,過去推崇的文化中華仍然在清帝國了(7)。

  

   三、誰是中華文化血脈:日本人與漂流唐船船員的筆談

   《燕行錄》是朝鮮使者到中國的政治旅行,而往長崎的唐船卻是中國人到日本的商業旅行,雖然身份有異,目標不同,但這種空間的移動,同樣仿佛在不同文化中的穿行。差不多也是在清代中葉,盡管鎖國日本與中國在政治和文化交往漸稀,但法定開埠的長崎卻商船往來相當頻繁,《華夷變態》中就有很多對于到長崎的中國人訊問的記錄,而負責訊問的日本官員,其實不只是在關心東來船只中有無夾帶“天主教邪書”,更多的問題其實集中在中國政治和軍事的情報上,正如書中引林學士所說的,“韃虜掠華殆四十年,正史未見,則不詳真偽”,所以他們問的是中國現在是否太平,朝廷除宰相外有無人才、防日本何處為要、古今共傳的要地在何處等等,從這里可以看到日本人的心思(8)。另外,一些到長崎貿易的中國船只,由于風浪的緣故,漂流到其他地方,在這些地方停泊時,也與派來交涉的日本文人常常有筆墨往來,留下了一些珍貴的文字資料,在這些資料中,我們看到當時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一種復雜微妙的關系。

幸福彩票   通常罕見的異域人乍一到來,常常會引起此地人的好奇觀看,第一眼印象常常相當重要。和朝鮮人一樣,日本人對于清人穿著覺得十分詫異,因為這與歷史記載中的華夏衣冠和他們想象中的中華人文有很大差異,他們仔細地詢問,并且費力地記錄,還用畫筆把他們的形象畫下來,不僅是獵奇,也借了這種外觀的描述,表達一種文化上的輕蔑。伊東龜年在《游房筆語》中,曾經仔細記載清國船員們的髡頭辮發和上衣下裳,以及船上不同身份人的衣服打扮,他們對清朝中國人的服飾很不以為然。原因很簡單,因為日本讀書人雖然對歷史上的中華文化有欽慕之意,但是,對現實清國的存在卻相當蔑視,據信夫清三郎說,因為清朝的出現,喚起了日本人對當年元寇的回憶,所以打心眼里對滿清有一種敵意(9),因此在記載了服色之后,他不忘記添上一句,“大清太祖皇帝自韃靼統一華夏,帝中國而制胡服,蓋是矣”(10)。既然清人衣冠已經喪失了傳統,那么,為了證明自己古代衣冠源自上古正宗,也為了說明古之中華文化在日本而不在中國,所以,他們不斷在漂流人那里尋找證明。一個叫做關齡修的日本人,便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東坡巾,告訴中國人說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禮經為正。近世以來,或從司馬溫公、朱文公之說,乃是此物”,而且故意說:你們那里一定也有吧?中國船員仔細看過后,只好尷尬地承認,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清朝衣冠俱已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見于演戲列朝服式耳”。

   不僅是服色,在日本人看來,音樂也一樣有正、閏之分,他們追問中國船員,“朝廷樂曲可得而聞耶?”船員回答說“細樂即唐時樂曲,但孔子祭即古樂”(11)。但是,日本人顯然和朝鮮人一樣,對清朝有先入之見,所以根本不相信,他們覺得中國現在被滿清統治,而滿清就是蠻夷,蠻夷奉行的文化,就一定不再是正宗的漢文化,所以本田四明就追問,清朝的廟堂音樂究竟與古先王之樂有什么差異。盡管漢族船員余三光一直堅持說,“此刻祭祀與文王一般”,并引朱熹作證,說“朱紫陽乃是宋朝大賢,四書改注皆出此手,文王之樂可知也”,但是,本田四明卻說,“不待足下之教。四書集注,不佞初讀之,疑理學非孔子之意。已而廣涉諸家,未嘗知有謂古之樂猶存焉者矣。蓋貴邦今上,由賁(墳)典以新制清樂邪?”雖管余三光仍然堅持“今清亦讀孔孟之書,達周公之禮,新制未之有也”。但是本田四明還是直截了當地反駁說,“貴邦之俗,剃頭發,衣冠異古,此何得謂周公之禮?而新制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徑庭,如何?”在這種義正辭嚴的話語面前,余三光只好以退為進,勉強應答:“仆粗以見識,自幼出外為商,其詩書禮樂無識矣,恕罪恕罪。”(12)

對清帝國的敵意,就在一些看似不經的傳聞和消息中不斷釋出。野田希一在與得泰船的劉圣孚聊天時,就故意問道:“貴邦太祖出何州?”劉圣孚遮掩地回答說:“出于江南。”但野田立即戳穿,“吾聞貴邦太祖,起于長白山下,不知此山在江南何州?”這話很厲害,如果皇帝不是出自漢族地區,而是出自關外,那么怎么可以說是漢族文化血脈?這話已經問得希望掩飾的漢族人劉圣孚不知如何回答,所以,一旁的船主楊啟堂只好給劉圣孚解圍說,“長兄先生博識,于吾邦書無不通。而今刻問及,故圣孚言然耳。此故在他人秘之,獨與我公說何妨。中夏為外狄驅逐,故去發四邊,亦自天運循環之道”。結果,卻招來野田的一通教訓:“天運循環,盛則衰,衰則盛,天下盛久矣,焉知無如皇覺寺僧出,而長四邊之發哉?”(13)沒想到至此事情還沒有完,接下來野田又說了一個更驚人的傳聞,“我邦越前人,前年漂到滿韃奴兒干地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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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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