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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赫希曼、艾智仁、布坎南學術簡述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377 次 更新時間:2020-01-07 08:18:09

進入專題: 赫希曼   艾智仁   布坎南  

汪丁丁 (進入專欄)  

   穿越邊界的思想者

  

   在一貫缺乏反思能力的經濟學界,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最著名的作品是1970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退出、聲音與忠誠》(Exit, Voice, and Loyal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在本質上要求保持反思性的思想史學界,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977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激情與興趣》(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在具有強烈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社會哲學界,他發表的每一篇作品都被反復地研讀,他是公認的“deep thinker”(深刻的思想者)或“a great intellectual of the 20th century”(二十世紀的一位偉大知識分子)。他最喜愛的思考,是“跨學科思考”。他說過,“被限制在任何特定領域里,我都會很不幸福。”他晚年發表的自傳性文集,標題就是“穿越邊界”(《Crossing Boundaries》,MIT Press,1998)。他喜歡研究語言的符號涵義,例如,他讀美國“獨立宣言”里寫的基本權利:“生命、自由、幸福的追求”(lif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讀出來另一番思想:“生命、自由、追求的幸福”(life, liberty, and happiness of pursuit),后者,對于發展中的國家和個人而言,意味著更重要的事情往往不是被認為“幸福”的一些目標而是“追求”過程本身產生的幸福。赫希曼的這一思想顯然對他的前外甥女婿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產生了影響,并由此影響了森1970年代的學術友人鈴村興太郎(Kotaro Suzumura)。今天,這是社會選擇理論家的常識:假設有兩種分配過程,(1)由父愛主義的家長為子女們切分蛋糕,和(2)由子女們自己切分蛋糕,又假設分配的結果一模一樣,那么,子女們仍從(2)獲得比從(1)更大的幸福。為什么?因為,給一個人獨立選擇的機會,哪怕是犯錯誤的機會,比選擇什么更重要。這是赫希曼1989年AER論文的標題,“having opinions ---one of the elements of well-being?”人們可以僅僅因為擁有自己的觀點而感覺更好。

幸福彩票   遲至41歲,1956年,赫希曼才成為一名學者,在耶魯大學。此前,他是反法西斯戰士,在納粹統治的法國境內,他幫助一名美國人組織秘密偷渡,使兩千多名猶太人成功離開法國,這一行動于1991年被美國政府承認為是“英雄的行動”。更早,1935-1936年,那時他在倫敦經濟學院讀書,作為志愿者,他進入西班牙參加了共和派分子對佛朗哥將軍獨裁政變的絕望抵抗,在西班牙的這段經歷使他后來能夠幫助法國的那些猶太人穿越比利牛斯山脈進入西班牙,再輾轉偷渡至葡萄牙。再后來,1938年,他在意大利完成了自己的學業,成為經濟學博士。五年之后,1943年,他在《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發表了一篇論文,即后來被廣泛稱為“基尼系數”的“赫希曼指標”(“on measures of dispersion for a finite distribution”)。1964年,赫希曼在AER發表了一頁紙的澄清文字,標題是“the paternity of an index”(一項指標的父權認證)。據此,我們得知,基尼系數并非基尼發明的,也不是赫芬道爾重新發明的,而是赫希曼發明的。

幸福彩票   他1915年出生于柏林一個富裕的猶太家庭,18歲的時候,赴巴黎,在索邦大學讀書。那是1933年,納粹主義思潮開始席卷歐洲。他晚年訴說自己的生平,最深的感受是:社會科學,切忌以一般原理代替實地考察,切忌如自然科學那樣自負地信任數學定理。他回憶,社會科學在幾十年里無法解釋納粹現象,因為,理論模型只能容納既有的各種可能性而不是“新發生的各種可能性”。青年赫希曼有一種卓越的實踐感,這使他比其他人更早預見到納粹的崛起及其災難性后果,根據傳記資料,這是促成他及時赴巴黎求學的重要因素。歷史是一連串“黑天鵝事件”,赫希曼從來就這樣認為。他說他對統計顯著性不感興趣,因為,真正重要的,都是“例外”,希特勒就是一個重要的例外。他又說他相信一切好事情的發生,總伴隨著特別不尋常的情境,絕非統計顯著事件。赫希曼的這些見解,收錄于1993年他在意大利接受的一次記者訪談,英譯本就是1998年出版的“穿越邊界”。

   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思想者,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將于2013年出版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我傾向于譯為“面向現實世界的哲學家:赫希曼的奧德賽之旅”)。赫希曼1974年加入這所高等研究院,在那里,他與著名的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共同主持“社會學研究”并由此創立了高研院最具特色的跨學科氛圍。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當代領袖博伊特克(Peter Boettke)寫了一篇紀念短文,雖然,赫希曼的思想與奧地利學派的自由市場傾向差異頗大。在這篇短文里,博伊特克贊嘆不已的,是赫希曼文字的簡潔與深刻,他認為這是一種罕見的稟賦——“the combination of easy reading and deep thinking is a rare gift”。閱讀這樣的文字,你很容易受到激發去思考那些最重要的問題。

幸福彩票   諾貝爾獎錯過了赫希曼,這是諾貝爾委員會的遺憾。在赫希曼獲得的許多其它獎項里,有這樣一項,被親切地稱為“Albie”,授獎的唯一理由必須是:不論是專著還是雜志隨筆,這些文字的特征在于,讀者只要讀了,就不可能再用以前的眼光看世界。

幸福彩票   本文原載于《新世紀周刊》(2012年12月23日),來源于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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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亞美尼亞的亞當·斯密

   逝者艾智仁

  

   哈耶克說,有兩位經濟學家因貢獻重大應得但卻因“沒有做很多工作”而難得諾貝爾獎,一位是科斯,另一位是艾智仁(Armen Alchian,又翻譯為“阿爾欽”) 。那是 1975 年,他本人在 1974 年得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雖然,他也屬于不重視“發表工作”的經濟學家。1991 年科斯得到了諾貝爾獎,人們曾認為,并為此而呼吁,或許,艾智仁有希望也獲獎。可是,2013 年 2 月 19 日,艾智仁去世了,享壽 98。哈耶克的推測很正確,艾智仁在發表文章方面“工作太少”,與科斯相似——但科斯在芝加哥大學工作,那里,至少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聚集了足夠多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可以對諾貝爾委員會施加影響(他們也確實做了很多工作)。我的見解是,艾智仁的貢獻散在于經濟學的許多領域,因為發表很少,故在每一領域可呈報的文章就特別少。所以,即便他在芝加哥大學工作,也未必能得諾貝爾獎。假如我是諾貝爾委員會的那位經濟學委員,我怎樣起草我的授獎理由?總不能因為他在全部主要領域里的貢獻而授獎吧。

   艾智仁是公認的芝加哥經濟學派中人,被同事們稱為“來自亞美尼亞的亞當. 斯密”。他一手創立了著名的“UCLA 傳統”,以他的個人魅力 ——他有一雙引人注意的手,格外修長的手指(尤其是中指)和長方形手掌,相學謂之“水型”手 ——強烈的直覺、敏感的心靈、易受傷害,也稱為“預言家之手”。1978 年,艾智仁 64 歲,被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士,以“口述史”方式,他采訪了哈耶克。三十多年后,為寫這篇文章,我研究了這段寶貴的視頻,我注意到艾智仁確實表現出與他的手相完全一致的性格。口述史方式,幾乎總是閑談往事,尤其是文字史不寫或不能寫的往事。但在回顧那些往事時,艾智仁的提問,有強烈的敏感性,或許只有我這樣敏感且熟悉經濟學思想史的人才可明白其中涵義。

   我有充分的思想史理由用幾百字來概述我對下列事實的考證與理解:艾智仁名字里的“Armen”,來自他的民族“Armenian”(亞美尼亞)。這是黑海與里海之間的一個古老民族,所謂“白種人”(人種學名稱“高加索人”)或政治正確性十分可疑的“雅利安人”,4 千年前至3 千年前,從這一地區(高地亞美尼亞)沖入波斯和印度,以及世界其它地區,形成“印度-歐羅巴”語族。青銅時代的亞美尼亞版圖,曾涵蓋赫梯帝國鼎盛期的領域。公元前 1 世紀,亞美尼亞王國擴展至包括敘利亞在內的中東地區。在基督教成為國教之前,亞美尼亞人信奉古希臘諸神以及波斯的瑣羅亞斯德多神教義。公元 5 世紀,亞美尼亞被拜占庭帝國吞并。在土耳其奧托曼帝國后期,1880 年代和 1910 年代,土耳其軍隊對亞美尼亞基督徒進行“大清洗”。1915 年至 1916 年的大清洗,被認為是20 世紀的第一次“種族滅絕”行動。帝國軍隊“系統屠殺”了100 萬至150 萬亞美尼亞人以及古代亞述人和古代希臘人的后裔,算是對雅利安人和基督教徒的一次復仇。20 世紀第二次種族滅絕是納粹對猶太人的系統屠殺,第三次是波蘭精英群體的系統被害。幸存的亞美尼亞人,多數流散于世界各地并組建他們自己的“公社”。最早定居在加州 Fresno 的,是一對亞美尼亞兄弟,他們寫給老家的信引來了更多的亞美尼亞人 ——包括艾智仁的外祖父和父親,在加州,繼續他們擅長的活動:務農,買地,禮拜上帝。1914 年,艾智仁在這里出生并成長至 20 歲。在接受“自由基金會”長達 40 分鐘的一次采訪時,他特別嚴肅地講述了這一段對他畢生思想產生影響的“亞美尼亞往事”。事實上,他年輕時,也承受了當地企業對亞美尼亞人的種族歧視。也因為他的這些“亞美尼亞往事”,艾智仁后來發表了一篇關于種族歧視的研究論文。與他的其它論文一樣,這篇,被認為是原創性的貢獻。艾智仁的原創性貢獻, 常被歷史淹沒。例如,二戰期間,與阿羅一樣,艾智仁以數據分析員身份服役于美國空軍并于戰后成為蘭德公司研究員。他那篇關于收益遞增的論文是他 1949 年為蘭德公司撰寫的研究報告,比阿羅 1962 年發表的收益遞增文章早了十多年,但因涉及軍事秘密,直到 1963 年才發表于《Econometrica》(計量經濟雜志)。至今,收益遞增經濟學的奠基人仍是阿羅,不是艾智仁。

幸福彩票   1944 年,艾智仁獲得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他隨即接受了 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聘請并終生任教于那所大學。去世時,他與妻子 Pauline (一位小學老師)結婚已七十三年。他們有兩名子女、六名孫輩和三名曾孫輩—— 家族關系緊密,這是浪跡天涯的亞美尼亞人的社群特征。他喜歡打高爾夫球,也喜歡品鑒葡萄酒。熟悉他的人說他聰明(clever)并且智慧(wise)。世界上既聰明又智慧的人,極少。

他發表的每一篇論文都被認為重要,從他沒有出名時的第一篇開始——那是 1950 年,標題是“不確定性,演化與經濟理論”,立即成為芝加哥學派的必引作品。至今,我在行為經濟學(本科生)和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生)以及經濟學思想史的課堂上仍每年引用這篇文章。我的引用,理由不同,我對學生們說,艾智仁的英文表達,經濟學界無出其右。所以,預備出國深造的學生,應以艾智仁文章為典范,既學習如何以真正重要的經濟學視角看世界,又熏陶于真正優秀的、林毓生稱為“貴族的”或“高貴的”那種英文表達方式。我最喜愛的一篇,是他1965年發表的“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關于產權的一些經濟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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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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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微信公號“勿食我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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