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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泉:重識佛朗哥:西班牙式的保守主義政治家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781 次 更新時間:2019-12-22 21:36:07

進入專題: 佛朗哥   西班牙內戰幸福彩票  

嚴泉 (進入專欄)  

  

   對于許多中國讀者來說,有關佛朗哥的認識其實是從了解西班牙內戰史開始的。作為戰勝共和派的國民軍領導人,佛朗哥的反派形象從此在國人腦海中定格。不僅于此,關于此后佛朗哥在西班牙長達36年的統治,盡管我們知之甚少,但給人的感覺似乎同樣是令人厭惡,不堪回首。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國外雖然有關佛朗哥的著述很多,但是同樣呈現出一種極端化傾向,要么是絕對正面的謳歌,要么是極端反面的譴責,仍然缺乏一種比較客觀中性的認知立場。

  

幸福彩票   正因為佛朗哥如此富有爭議性,《“愛國的”獨裁者:佛朗哥傳》(斯坦利.G.佩恩、赫蘇斯.帕拉西奧斯著,李永學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一書,僅是書名就讓人眼睛一亮。在我們的習慣性思維中,“愛國者”與“獨裁者”是絕對水火不相容的。兩位分別來自美國與西班牙的作者,在前言中則是開門見山地表明態度,“有別于以往作者們對佛朗哥的譴責或歌頌,本書試圖對佛朗哥的生平給出更為全面、更為客觀、更為平允的描述。”確實正如作者所言,“對于佛朗哥,現在已經到了重新努力描述和分析的時候了”,在筆者看來,本書最成功之處在于重現20世紀西班牙現代化的艱難歷程,從中勾畫了一位保守主義政治家佛朗哥的豐滿形象。

  

一、西班牙內戰與戰后制度選擇

  

   評論佛朗哥及其統治方式,一個重要的歷史起點是1936-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關于這次內戰的性質,正如斯坦利·佩恩所著的《西班牙內戰》一書導論所言:“左翼人士和許多自由主義者將它描述成‘法西斯主義對抗民主主義’‘人民對抗寡頭’(或者‘人民對抗軍隊’)‘革命對抗反革命’,甚至是‘未來對抗過去’。不同時期的右翼人士和保守派則稱其為‘基督徒對抗無神論者’‘西方文明對抗共產主義’‘西班牙對抗反西班牙’‘律法與秩序對抗顛覆破壞’的斗爭。”然而,隨著近年來有關西班牙內戰的研究愈加深入,人們已經擺脫了過去政治理念與感情認知的束縛,認識到激進主義與內戰的起源的關系,以及內戰的殘酷性對戰后政治生態的嚴重影響。

  

   有研究表明,在1931年共和革命開始后,西班牙的民主轉型是有可能的。在權力和平轉移到新的民主派手中時,軍方甚至持贊賞的立場。但是主導制憲的左派多數黨聯盟漠視國內嚴重的社會、地方與經濟問題,相反將一些激進主義條款寫進憲法,如輕率地決定將多數民眾信仰的天主教與國家分離,改變與縮小軍隊的權力,而軍隊剛剛在政治轉型的關鍵時刻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在1936年初重新執掌政權的左翼人民陣線政權的縱容下,暴力開始在全國大規模的流行,包括不斷發生的破壞性罷工,大肆搶奪教會財產,私人住宅被隨意攻擊,大量農田被非法沒收等。同時政府加強對右翼分子和民族主義者的鎮壓,導致這些黨派積極開展秘密活動,終于由一起右翼政黨領導人被暗殺而引發了內戰。正如西班牙內戰權威研究學者伯內特·博洛滕所說,“引發內戰的矛盾不是突然激化的。自從一九三一年四月推翻君主制宣告成立共和國以來,雙方的敵意持續穩定地不斷加深,接著,由于左派聯盟人民陣線在一九三六年二月舉行的大選中獲勝,形勢愈發嚴峻起來。”

  

幸福彩票   在西班牙現代史上,這次內戰是最具破壞力的災難性事件,戰時人口死亡超過34萬人,接近西班牙總人口的1.4%。內戰不僅造成大量人員死亡,而且也讓國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包括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倒退,文化事業的摧殘,政治發展的嚴重受阻等。內戰結束后佛朗哥政權強調社會秩序與國家穩定,繼續進行政權鞏固與鎮壓活動,反對再次進行議會民主政治試驗,這充分表明戰后的政治體制必然是右翼保守與專制集權性質的。這種所謂的佛朗哥體制,也就是二戰后在不少發展中國家中較為流行的威權政體。

  

   以研究威權政治著名的西班牙裔美國學者胡安?林茨曾對威權政體提出定義,認為威權政體“是有限的多元政治,但非責任政治;政治體系有一套精密的意識型態作為指導,但另有不同心態(指封閉心理結構);政治體系除在某一發展時期外,并沒有廣泛而深入的政治動員;只有一人或一小群人運用政治體系的統治權,其權力雖缺乏明確界線,但實際運用上卻可預測其范圍。”威權政體與極權政體是不同的,按照美國學者弗里德里希與布熱津斯基的論述,極權政體定義與特征主要包括:(1)推進一個無所不包、滲透于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官方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主張極端的二元論世界觀,非黑即白、非善即惡;其目標通常指向遙不可及的美好未來;個人的一切行動必須以這一官方意識形態所確定的目標為依歸。(2)只存在一個在某一領袖統一領導之下、具有嚴密組織系統的政黨。(3)實行有組織的恐怖。它以一套秘密警察組織為后盾,利用直接的強制手段或心理攻勢確保民眾對政黨意識形態的絕對忠誠。(4)政府壟斷大眾傳媒、嚴格控制輿論。(5)實行統制型經濟政策。

  

幸福彩票   在佛朗哥統治時期的西班牙,盡管在二戰時期,一度出現過政權的法西斯主義化,但很快隨著納粹德國的戰敗而改弦更張,建立起一種西班牙式的威權政體。在有限的政治多元化方面,佛朗哥意識到,必須有某種轉變,才能在西歐戰后的民主世界中生存。1945年7月,在他的授意下,西班牙議會批準了《西班牙人憲章》,以1876年憲法為基礎,明確規定了一些基本的公民權利。同年10月又頒布了后來在民主化進程中具有重要影響的《全民公決法》,強調在國家利益需要時必須舉行全民公決。加上此前頒布的《勞工憲章》、《議會構成法》,這些國家基本法至少在形式上明確了主權在民原則。佛朗哥同時又命令報刊不得再稱自己為“領袖”,而改稱“國家元首”,這樣從稱謂上佛朗哥政權去法西斯化。1947年7月西班牙舉行全民公決,多數民意贊成西班牙是君主制國家,佛朗哥于是承認了這一結果,并頒布了《國家元首職位繼承法》,宣布西班牙是天主教的、社會的、代議制的立憲王國。

  

   此外,這一時期西班牙意識形態的模糊化、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文化多元主義等,均是威權政體的顯著特征。正如書中引用佛朗哥去世10年后《紐約時報》一篇文章的觀點,“他取得的實際成就,是讓西班牙實現了初步現代化……佛朗哥給西班牙留下了技術專家治國的經濟管理制度,和一個現代管理階層,這讓一個曾在內戰時期飽受貧窮困擾的農業國家得以崛起,取得了生產資源以及與它的南歐鄰國大致相當的生活水平。”

  

   應該說,身處二戰前極權主義興盛的年代,又在經歷第二共和國民主化失敗后,佛朗哥沒有選擇法西斯主義或是斯大林主義,而是構建一種非極權主義的威權政體,這對于剛剛結束內戰災難的西班牙來說,其實是所有選擇中的最不壞的一種。事實證明,在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西班牙已經是一個位居世界第九的工業強國,一個絕大多數人口的‘有機團結’得到了相當大增強的民族,一個對于和平共存與推行下放權力的民主新計劃做好了令人驚嘆的準備的社會。”

  

二、經濟現代化與對歐美開放

  

   像二戰后許多威權國家領導人一樣,經濟現代化是佛朗哥堅定不移的目標。“佛朗哥也相信,發展更強大、更現代化、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經濟具有生死攸關的重要性,因為它能夠提高生活水平。”與戰后東歐國家普遍建立計劃經濟體制不同的是,佛朗哥政權在經歷一段中央集權經濟管理之后,最終選擇的是一條市場經濟導向的西歐國家普遍現代化之路。“佛朗哥政權的最后25年,從1950年至1975年,是整個西班牙歷史上,國家經濟取得最大的持續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一個時期。”

  

幸福彩票   1959年是西班牙經濟現代化歷史進程的關鍵轉折年,“因為它帶來了決策性的經濟政策自由化,結果造成了社會轉型與現代化西班牙的加速發展。”在經歷20年的“替代進口”戰略,并且初步實現自給自主的經濟目標之后,至1950代中期,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不完善,西班牙企業的創新能力、生產效率、經濟效益與國際競爭力開始下降,政府當局的財政赤字年年激增,國家預算的赤字超過了20%,1955-1958年外貿入超達15億美元之巨。通貨膨脹加劇,外匯短缺,使工業面臨動力不足的威脅。在嚴峻的經濟形勢面前,佛朗哥意識到為了實現經濟現代化的目標,只能進一步改革經濟體制,采取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盡管這不是他偏愛的政策,“即并非佛朗哥自己希望的,卻是他所接受的。”

  

幸福彩票   1959年6月,佛朗哥決定接受“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共同制訂的“穩定計劃”,開始經濟現代化道路的轉型進程。“穩定計劃”目的在于通過取消統制經濟和自給自足,恢復市場經濟原則和對外開放局面,實現國家經濟的全面振興。其內容要點包括:一、放寬乃至取消對外資的限制,積極引進外資及國外新技術;二、逐步取消對外貿易數量上的限制,用關稅調節進口,讓更多的外國商品進入國內市場;三、使比塞塔貶值并成為可兌換貨幣;四、緊縮銀根,減少財政赤字,逐步取消國家對經濟的行政干預,使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在結束三年的“穩定計劃”之后,又連續實施三個“社會經濟發展計劃(1964—1975),開始全面推進經濟現代化建設。

  

   有研究指出,自1960年起,政府逐步放寬以至取消對外資的限制,先是將1939年“民族工業保護法”規定的外資比例不得超過25%提高為50%,后來又將它提高到100%,亦即取消限制;且允許外國投資者自由匯出利潤或將投資匯回本國。這樣外資的流入逐漸增長,1960年為1.07億美元,至1973年累計達59.8億美元。與此同時,還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逐步更新其落后的機器設備。由于取消了對外貿易的數量限制,加上比塞塔貶值,使瀕于窒息的對外貿易重新活躍起來。1961年西班牙進口額僅有10.93億美元,至1970年增至47.47億美元,增長三倍多;同期西班牙出口額由7億美元增至23.88億美元。

  

   1959年以后西班牙經濟現代化的成就是非常顯著的,被一些經濟學家稱為二戰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奇跡”。有統計數據表明,1960—1973年,西班牙經濟平均以每年7%的速度遞增,工業產值年均增長率高達11.4%。14年間無論是國內生產總值還是人均產值均翻了兩番多。1961—1972年,耐用商品產量增長14倍,汽車產量增長10倍。1972年西班牙建造的船舶總排水量達107.9萬噸,在西方國家中居第五位。1973年鋼產量已破一千萬噸大關,從此西班牙由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跨入了中等發達的工業國行列。平均國民收入也從1959年的人均269美元,增加到1975年的2750美元,增長9倍多。到佛朗哥執政晚期,西班牙已基本上實現工業化,開始步入歐洲發達國家行列。因此,佛朗哥被本書作者稱為“發展型獨裁者”。

  

發展與開放是密不可分的,對歐美開放的“重新融入戰略”是佛朗哥最為重視的外交方向。二戰結束后,在打破國際孤立與制裁的過程中,佛朗哥把積極追隨美國與融入西方作為自己的首要外交目標。1953年9月,經過兩年的艱苦談判,西班牙與美國簽訂了《馬德里條約》,這一條約事實上確立了美西同盟關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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